23岁的日本陆上自卫队现役官员、三等陆尉村田晃大，携带一把刃长约18厘米的刀具，翻越带有铁丝网的围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扬言要以“神的名义”杀害中国外交人员。
这绝非一起所谓“偶发治安事件”。东京警视厅仅以“非法侵入建筑物”轻罪立案，日本防卫大臣等高官的表态也不过是轻飘飘的“深感遗憾”。诸如此类的轻描淡写，本身就是一种暴露。“如今日本自卫队在涉华问题上究竟在进行怎样的教育？”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的质问，直指这一极端事件的深层背景。
据日媒报道，村田晃大毕业于陆上自卫队干部候补生学校，这个被认为是培养自卫队中坚官员的地方，正成为修正主义史观的温床。该校2024年的教材曾被曝光使用“日本军队长期英勇奋战”等表述描述冲绳战役，却对日军杀害当地平民、强迫平民自杀等暴行只字不提，后迫于舆论压力作出一定程度的修正。作为自卫队官员最大来源的防卫大学，其必修课“防卫学概论”堂而皇之地使用“支那事变”“大东亚战争”等充满对华蔑视心态和“皇国史观”的词汇，将侵略战争的性质歪曲为“对欧美列强侵略亚洲的自卫”。2024年4月，陆上自卫队一支团级部队在发布官方消息时公然使用“大东亚战争”措辞。此外，防卫大学及各教育机构频繁邀请诸如主张参拜靖国神社的作家竹田恒泰等极右翼人士担任讲师。日本《每日新闻》曾发表题为《极右翼渗入日本自卫队：不要退回“战后怨恨”》的文章，对此类“出格做法”提出批评。
课堂之外，美化和歪曲侵略战争历史的“靖国史观”已严重渗透到自卫队内部。以防卫大学为例，其学员通常要经历长途跋涉的“夜行军”前往“供奉”有14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进行所谓“锻炼体力气魄、慰劳护国英灵”的“朝圣”。2024年4月，前海上自卫队海将大塚海夫出任靖国神社第十四代宫司，成为靖国神社历史上首个由退役自卫队将领担任的最高神官。靖国神社顾问决策机构的10名成员中，前海上自卫队幕僚长古庄幸一、前陆上自卫队幕僚长火箱芳文赫然在列。自卫队与靖国神社之间的人事通道，由此高度制度化。此外，防卫省看似明令禁止集体参拜神社，而2024年初时任陆上自卫队幕僚副长小林弘树率数十人乘用公务车参拜，防卫省仅以“训诫”敷衍了事。宣扬“靖国史观”的靖国神社“游就馆”，被包装成自卫队的“历史教育基地”。2023年5月，时任海上自卫队训练舰队司令官今野泰树率领160多名自卫队候补干部穿制服参拜靖国神社。海上自卫队方面辩称这是“研修间隙的私人参拜”，而所谓“研修”，其实就是参观“游就馆”。
内部的认知毒化教育，同外部政治气候相伴相生。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以“正常化”为幌子，强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行动上一步步架空和平宪法。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更在右倾化道路上狂飙突进。3月14日，她在防卫大学毕业典礼上大肆渲染“邻国威胁论”和所谓“二战后最严峻复杂的安保环境”，要求年轻官员从事各种任务时保持“紧张感”。高层的政治操弄与社会底层的躁动相互激荡，形成了一个充满戾气与焦躁情绪的巨大泥沼。日本前陆上自卫队队员井筒高雄在分析带刀闯馆事件时就认为，“闯入大使馆的出格行为，正是自卫队内部的认知氛围在作祟”。
右翼戾气蔓延，其野心绝非仅仅针对邻国，潜伏的矛头同样指向战后体制和美国。自卫队基层“东京审判无效论”的思想颇有市场，传阅的书籍如《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更是将日本在二战期间的侵略战争称为“大东亚圣战”，美化殖民统治、天皇制和战争行为，同时否定东京审判的合法性。日本前航空自卫队幕僚长田母神俊雄在其“获奖”论文《日本是侵略国家吗》中，将日美开战归咎于“美国精心设下的圈套”，宣称“东京审判将战争的全部责任强加给日本”。在“沉默的复仇主义”视角下，日美同盟被视为压制日本独立主权的“枷锁”与“殖民地”状态，因而日本右翼主张通过增强军事力量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最终摆脱美国的控制……
带刀闯馆，不是一个人的偏激，而是体系化的长期灌输结出的恶果。历史的轮回往往惊人相似。一名刚刚从干部候补生学校毕业、晋升三等陆尉的年轻自卫队官员，擅离职守、长途跋涉，带着凶器前往外国使馆制造事端，其行为模式与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军部少壮派军官的“昭和维新”何其相似。当年，正是那些满脑子“皇国史观”、自诩为“忧国之士”的基层军官，通过暗杀、政变等行动，一步步绑架了日本国家机器，将日本和整个世界拖入了战争的深渊。
村田晃大“晃”出的，正是未曾远去的日本军国主义幽灵。他手中的那把18厘米“凶刃”，是日本政界右倾狂飙与自卫队毒化教育体系共同制造的产物。当武装力量的基层官员不再服从和平宪法，而是挑战外交底线、搞“肉弹式”政治投机，这绝非偶发的黑天鹅事件，实为系统性的灰犀牛风险。国际社会必须对下一步可能的惊世恶行，保持足够的清醒和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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